近代日本的古籍复制事业

《秘籍珍书大观印行趣旨并书目》封面。

内藤湖南。

近代日本大规模复制古籍的契机，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大量图书毁于地震及由之引发的火灾，令人们意识到复制典籍的必要性。率先着手从事此项事业的，是包括尊经阁等财团机构在内的民间机构。1926年开始，前田家的尊经文库有感于典籍之脆弱，“颇出所藏善本，精影以惠学子”，即“尊经阁丛刊”。此前日本的珂罗版印刷，多为西洋装帧，即便是线装，也较为简陋，与原本样貌颇有距离。但尊经阁丛刊形态也严格依照原本，内页用纸、书衣色泽、装帧形态，无不力求保存原貌。丛刊以日本文史类典籍为主，也有汉籍珍本。其中，1927年复制的宋刊孤本《重广会史》，在当时的中国就有相当高的评价。大阪每日新闻社为纪念创刊一万五千号而推出的“秘籍珍书大观”亦可注意。其印行趣旨云：   

大凡典籍散亡，一般并不为人注意。如中国这般拥有古老文字的国度，而今古典书籍之佚亡可称无数。在我国，明治初年发行量极大、极普通之书，仅仅五十年后之今日，已成珍书，坊间殊不易得。所幸我国名门旧家珍藏千年以上之古典书籍，传至今日者亦不在少数，且当中包括大量中国本国已然散佚的珍贵汉籍，此点颇值吾辈为傲……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突如其来之关东大震灾、火灾，是为有史以来未曾有之惨事，遭遇破坏灭绝的一切事物中，也有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化产物———此等希觏之典籍，化作乌有。以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为首，故黑川真道翁、安田善之助氏等多位藏书家之珍秘俱已亡失，再无重见之可能，任何人都可于典籍保存受到非常之冲击。这些归于灰烬的秘籍珍书，当中不乏因从前制作了复制本而得以保存原貌者，但仅极小一部分。若将来再有不测之天灾，奇迹般保存千余年的贵重图书，恐怕就不能见到全貌。念及此点，愈发痛感复制是为急务。本社有关复制印行秘籍珍书之计划，实始于两年多前大地震不久之后。   

秘籍珍书大观分为秘籍大观与珍书大观两类，前者主要是日本古钞本、古版本、中国已亡佚的汉籍，后者主要是日本文学相关的写本及刻本、浮世绘等。制定计划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门学者：狩野亨吉、吉泽义则、内藤湖南、黑板胜美、藤井乙男、新村出。一见可知，选择汉籍书目的是内藤湖南。而在1925年9月，内藤湖南的确与神田喜一郎、小岛祐马同往图书寮调查善本，正是为影印稀见汉籍作准备。同年10月4日，内藤湖南致武内义雄信中称：此次大阪每日新闻社计划大量出版秘籍珍书，图书寮藏尚书单疏已获许可。欲复制贵大学所藏旧狩野博士书中优秀之本。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此后会专门为此事拜访，希望可提供方便。   

1928年7月，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秘籍大观”第二集，图书寮藏宋刊《尚书正义》精印珂罗版面世，即1925年致武内书信中云“尚书单疏”者，内藤为之写下极为精详的解题。此番制作者是京都的小林忠治郎。而在1 9 2 7年之初，董康也已在小林家中见到此《尚书正义》样本，赞美“几可乱真，深服其技术之精”。成书后，很快寄赠北平国立图书馆(当时为北平北海图书馆)，由钱稻孙翻译解题，载于民国十九年第四卷第四号《馆刊》。日后，此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而在1928年，内藤湖南还与高木利太、黑板胜美等人发起组织“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发行所设在中村便利堂内。中村便利堂是做租书店起家的印刷出版公司，1887年创业，1905年设置珂罗版印刷工厂，初期主要制作珂罗版风景明信片。“秘籍大观”第一期中图书寮藏古写本《日本书纪》，就由便利堂承担复制工作。小林写真所、中村便利堂，是日本近代摄影史上的重要技术者，参与了大量古籍复制的工作。   

1930年，图书寮也开始了典籍复制事业，可视为日本的国家事业。第一种复制的是日本史料《看闻御记》，在颁布的刊行计划里，言明复制事业之大要：   

因大震火灾，无比贵重之典籍惨遭亡佚，作为现代文化事业的古典珍籍之复制刊行，或因近时学问及思想取向，或以名门富豪之笃志，或以学术协会之推广，乃得广泛进行，是为学界乃至思想界可堪祝福之处。当是时，于和汉古文献袭藏无比丰富之图书寮，亦始复制刊行之事业，相信是极有意义且势在必行之举。其制作副本者，首先从贵重图书御物中挑选善本五十余种。所适宜者，譬如世间所希望刊行且应刊行之物，但因分量过大导致经费过昂、最终难以期望之书，由本寮复制与原版相同之副本，原本用于保存，副本便于一般使用。于是，原本得以永永保存，且得长存于世，裨益学界亦不在尠少。有关复制影本书目，本寮计划定为每种百部，经费自负，余者颁诸有志同道……   

以上可知，图书寮的复制事业不仅是因大地震的刺激，还受到民间机构的启发，且特意挑选一般财力很难应付的大部头典籍。第一批计划复制的书单里，汉籍约占六成，其中仅宋版书就有26种，超过半数，且的确包含《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大型典籍，足见图书寮所藏汉籍之丰，也可见选定书单时对汉籍的重视。毕竟在当时的日本，本国文学及本国史的经典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且从数量而言，也更多地被复制。   

遗憾的是到战前为止，图书寮主持的复制事业仅完成《看闻御记》一种，并《群书治要》的一部分。不过，图书寮首批计划复制的汉籍里，战前也有几种由中日两国其他机构、个人复制刊行，如前文论及的大阪每日新闻刊行、内藤湖南选定的宋版《尚书正义》(后此书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如收入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宋刊《三国志》，收入《四部丛刊三编》的《太平御览》，收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宋版《论语义疏》等等。   

要之，日本公私图书馆机构大规模开始汉籍复制事业，是因关东大地震带来的强烈危机感。此前已运用在复制美术品、文物事业中的珂罗版技术，因其图像精美逼真、可以极高程度保留原本信息、保存耐久等优点，而成为保存善本的不二之选。关心此项事业的学者，如内藤湖南，与小林忠治郎、便利堂等珂罗版技术者早有合作，已有相当成熟的复制经验。因此，图书寮制定的典籍复制计划，也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并很自然地选择了有此经验的技术者。学者选定善本书目，自己最感兴趣、学术价值很高、又方便操作的小型书籍，可以私家刊行。官方更侧重复制大型图书，与民间、私人工作互补。然而因战争之故，不论官方还是民间，典籍复制事业都无奈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