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成為諾貝爾獎的常客

　　日本雖然整體科技實力強大，有十分優秀的教育和科研環境，但如果衹是一味地吃老本的話，想要維持現在這樣大量獲得諾獎的局面並不十分容易

　　諾貝爾獎名單上又多了一名來自日本的科學家。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了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的大隅良典教授，以表彰他在細胞自噬機制研究中取得的成就。大隅良典也成為繼去年獲得該獎項的大村智之後第4位獲得該獎項的日本人。   

　　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一共有17位科學家（包括2位美籍日裔）獲得了諾貝爾獎，僅次於美國。而在諾貝爾獎獲獎總數排名上，日本也以25位獲獎者的成績位居世界第八、亞洲第一。這25人中，物理學獎11人、化學獎7人、生理學或醫學獎4人、文學獎2人、和平獎1人。實際上日本在20世紀的100年間，僅有5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但是21世紀才剛開始，日本就已經有17人榮獲諾獎，可謂是爆發式獲獎。面對這種現象，很多人都十分疑惑，現在的日本既不是世界科學的中心，其國內的經濟發展狀況也並不十分理想，日本到底憑什麽能獲得如此之多的諾貝爾獎呢？ 

■　201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的大隅良典教授。

經濟發展的保障

　　根據筆者調查和統計，日本的諾獎獲得者雖然正式獲獎大多是在21世紀以後，但其主要研究項目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並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達到一個高峰，而這一段時期正是日本經濟發展的輝煌時期。

　　二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戰後重建期。戰後重建期以恢復經濟為主要目標，到1955 年日本便宣告完成這一目標。在1955～1973 年期間，日本處於經濟高速增長期。在這一時期，日本通過大量引進、消化、吸收歐美科技成果，實現年均經濟增長率接近10% 的高速增長，並於 20世紀60年代後期超過當時的西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強國。

　　然而日本並沒有滿足於此。因為如果衹是一味地模仿、消化吸收別國的科技成果，那麽除了科研費用高居不下以外，也很難成為科技強國和科技輸出國，其後果就是逐漸腐蝕創新能力，，在科技領域也成為大國的附庸。於是，1960 年日本在制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還制定了與此目標相呼應的“振興科學技術的綜合基本政策”，提出力爭將GDP總額的2%用於科研的目標。

　　數據顯示，1955年日本用於科研的費用約佔當時GDP的0.5%，1967年倍增至1%，並且在1973年就達到了2%的目標。此後的日本經濟發展也並不是完全一帆風順，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90年代初的泡沫經濟崩潰都給日本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然而即便如此，日本對於科研經費的支持力度並沒有下調，始終堅持在2%左右的高水平，到現在已達到了3.67%的比重。

　　眾所周知，理工學科的科研動輒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才會出成果，而這期間所需要的大量科研經費，如果背後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是很難想象的。日本正是因為40年前政府就開始提供大力且持續的科研經費支持，才使得現如今爆發式獲得諾獎的現象成為可能。

教育體制的完善

　　如果單說科研經費投入的話，佔GDP 2%以上的國家並不在少數，但為何日本能大量收獲諾獎，筆者認為，教育是其更深層的原因。

　　日本近代教育是從明治維新初期開始的，一直到二戰結束，這一時期的教育既帶有西方啟蒙思想的教育理念，又帶有明顯的國家主義色彩，也就是通過教育讓個人服從於國家。二戰結束以後，日本頒布了《教育基本法》，用和平和民主的理念取代了以往的國家主義教育。可以說日本二戰前後的教育理念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是把人當作“愛國工具”來培養，後者是把人當作“人”來教育。曾有人主張說如果美國人的強項是自由和想象的話，那麽日本人所擅長的就是努力和堅持。而不論努力和堅持還是自由和想象，這些都是作為人的一種品質和德性，而這種品質和德性的培養對於做科研或者說拿諾貝爾獎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21世紀初期的日本諾獎得主們接受教育的時間，正是在這樣一種新的教育理念的轉換和形成時期。

　　這一時期，除了基本教育理念的改變之外，。從結果上來看，首先就是大學的數量明顯增加。從1960年到1970 年的10年裏，日本高等教育機構的總數增加了75%，大學生人數大幅增加，大學的規模也迅速擴大。其次，高等教育的學科結構發生顯著變化，相對人文科學而言，自然科學學科發展明顯。由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對理工科人才的供給提出了更高要求，理工科學生的比例也大幅提升，從1960 年的15.4%上升到1970 年的21.1%。此外，高等教育對於科研的重視程度也逐步加大，在教學與科研的天平上，許多高校更多地偏向了科研。雖然這種過於偏重科研的辦學模式在當下又開始產生了不少爭議，但从今天日本在諾獎上所取得的成績來看，這一模式也確實產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日本能大量收獲諾獎，除科研經費投入外，教育是其更深層的原因。

優良的科研環境

　　除了教育環境之外，日本的科研環境也十分優良。筆者雖然非理工科出身，但在日本高校求學期間，也曾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高校裏良好的科研環境。主要表現為自由度高，，而且師生關係密切，學術上有傳承。

　　首先，日本高校的教師在從事科研過程中，可以享受相當高的自由度。他們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出科研成果而擔心受到冷落或被炒魷魚。在研究過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會的諸如考核、評價等行政方面的干擾。因為日本的科學技術基礎計劃，並不是由政府直接參與管理、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所以其研究成果也不是由行政部門評定，而是由學術同行來進行評價。這樣不僅可以避免外行領導內行的尷尬局面，而且少了行政干預，研究人員也可以充分享受研究的自由，從事自己感興趣的而非被指定的研究課題。

　　其次，日本的大學教師和研究所人員申請研究經費時，沒有像國內一樣層層審批的程序。如果申請的課題被認為有研究價值，相應額度的研究經費很快就會撥下來，保障其數年的正常研究。他們不必特別去公關相關部門或者是為了經費申請渠道而操心，。

　　而且，在日本從事科研工作的人擁有很高的職業威望，工資待遇也十分豐厚。根據相關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187種職業中，大學教師的職業威望得分為83.5，僅次於法官、律師的87.3分，位居第二，遠遠高於大企業高級管理的73.3分、高級公務員的70.5 分以及演員的58.2分等等。在經濟收入方面，根據日本厚生省的統計，日本大學教授的平均工資約為1122萬日元，大大超過了國家公務員的663萬日元。

　　此外，日本科研人員緊密的師承關係也顯得十分突出。日本的大學研究室一般不會出現一個導師帶眾多學生的情況。比如筆者在碩士階段研究室衹有四人，而到了博士階段就衹剩下筆者一人了。如此一來，除了能有更多機會與導師進行學術交流之外，還能與導師建立更為密切的關係。緊密的師承關係能帶給學生的不僅僅是已知的信息和知識，導師的研究方法、學術態度、思維方式和科研理念以及人生態度、價值觀等，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從而給科研成功帶來重要影響。

　　日本諾貝爾獎得主中就多次出現“名師出高徒”的現象。比如20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梶田隆章就是2002年該獎得主小柴昌俊的弟子，二人分別由於不同的成果獲得諾獎，但是卻都起源於老師小柴的實驗，可謂是師徒傳承一個項目十幾年從而取得輝煌成績的代表。2014年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赤崎勇和天野浩也是一對師徒。1981年赤崎勇回到曾經擔任過副教授的名古屋大學任講座教授，第二年還是本科四年級學生的天野浩加入赤崎勇實驗室。二人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因為同一科學貢獻共同獲得諾獎，也成就了一段師徒佳話。

日本諾獎前景如何

　　通過上述簡單分析，我們可以對進入 21 世紀以來日本大量斬獲諾獎的原因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但是這樣的現象到底能夠持續多久？其前景又如何呢？

　　在上文中已有提到，日本的諾獎獲得者幾乎都不是因為最新的科學發現而獲獎的，而大多是因為他們在二三十年前取得的研究成果。彼時日本經濟處於騰飛的黃金階段，而現在則是陷入了長期低迷，而且用於科學技術領域的相關預算也被迫停止了增長勢頭。不僅如此，伴隨著人口減少以及社會負擔的加重，年輕人更願意選擇大學畢業後馬上就業，而非繼續深造從事科研。據最新統計，目前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的人數較 2003 年的巔峰時期減少了約15%。如果繼續失去經濟的保障以及科研人才的話，日本獲得諾獎的前景也許並不太好。

　　所以，筆者認為，日本雖然整體科技實力強大，有十分優秀的教育和科研環境，但如果衹是一味地吃老本的話，想要維持現在這樣大量獲得諾獎的局面並不十分容易。而與此相對，中國現在雖然沒有在這一領域取得很大成績，但也沒有必要過分自卑。也許二三十年後，也會迎來像如今日本一樣的爆發時期。當然，前提條件是在教育以及科研環境方面，也能像經濟一樣得到足夠改善和發展。

（作者系本刊特約記者）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版权，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转载请注明来源：

东方财经杂志（ID：dfcj-bj）